●刘单单/文

　　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龟兹“户六千九百七十，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，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”。这组精确的数字，勾勒出古龟兹的轮廓，其疆域“东西千余里，南北六百里”，北枕天山，南临大漠，东接焉耆，西连疏勒，屹立于丝路要冲。龟兹的特殊不仅在于其地理之险要、国力之强盛，更在于它是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重要文化符号。

　　乐汉衣服制度——绛宾的文化选择

　　历史的机缘将龟兹与汉朝紧紧相连。龟兹王绛宾娶乌孙王女弟史为妻，而弟史为乌孙王与汉朝解忧公主所生，这段姻缘使龟兹与汉朝血脉相连。西汉元康元年（公元前65年），绛宾携夫人入朝长安，汉宣帝赐以“车骑旗鼓、歌吹数十人，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”。绛宾亲历汉朝制度与礼仪之盛，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　　回到龟兹后，绛宾决意效仿汉制，“乐汉衣服制度，归其国，治宫室”。他穿汉服、习汉礼，在龟兹宫中建起了汉式宫室，出入传呼，撞钟鼓，俨然一派汉家风范。绛宾死后，其子丞德仍以“汉外孙”自称，与汉朝往来日益密切，“成、哀帝时往来尤数，汉遇之亦甚亲密”。

　　这种“乐汉衣服制度”的认同，是文化上的倾心向往。自此，龟兹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持续不断：三国时期，“无岁不奉朝贡，略如汉氏故事”；晋武帝时，龟兹王遣子入侍；即便在南北朝阻隔时期，龟兹仍通过“河南道”向远居江南的刘宋、萧梁王朝遣使纳贡。这种跨越山川阻隔、历经朝代更迭的持续交往，体现出龟兹始终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佛光东渐——龟兹石窟与鸠摩罗什的文化交融

　　佛教自印度经犍陀罗传入西域后，龟兹迅速成为西域佛教中心，被誉为“西域佛国”。据《高僧传》记载，龟兹国中佛寺多达百余所，僧众五千余人，高僧云集，塔庙林立，梵音不绝于耳。

　　在佛教文化盛行的龟兹，诞生了一位影响深远的佛学大师——鸠摩罗什。其父为天竺人，母为龟兹王妹。鸠摩罗什七岁出家，博通大小乘佛法，声名远播中原。后秦时期，他被迎入长安，尊为国师，在草堂寺主持译场。他所译的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《中论》等三十五部经典，译文优美流畅、准确传神，丰富了中国哲学与文学的语汇，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。“大千世界”“一尘不染”“想入非非”等源自其译笔的词汇，早已融入民众的日常。

　　龟兹佛教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遗存，当数佛教石窟寺。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，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群，其开凿年代可追溯至公元3世纪。走进克孜尔石窟，仿佛步入一个庄严而绚丽的佛国世界。穹顶上的菱格画构图精巧，画面繁复而不失秩序。佛陀、菩萨、飞天、供养人，形象各异，姿态万千。那飘逸的飞天，手持乐器，衣带当风，既有印度佛教艺术的灵动，又可见中原绘画的线条之美。石窟壁画融合了犍陀罗艺术、印度笈多艺术、波斯艺术与中原艺术的元素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龟兹风格，深刻影响了敦煌、云冈、龙门等地石窟的造像风格。

　　鸠摩罗什的东行译经与龟兹石窟的艺术创造，共同诉说着龟兹对中华文明的深沉贡献。

　　管弦伎乐——龟兹乐舞的大唐气象

　　龟兹乐舞的东传，是一场风靡朝野的文化盛宴。玄奘西行途经龟兹，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留下“管弦伎乐，特善诸国”的赞叹。

　　自西汉始，龟兹乐已随龟兹王绛宾入长安而传入中原，宋代沈辽《龟兹舞》诗云：“龟兹舞，龟兹舞，始自汉时入乐府。”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，自此对中原乐舞产生深刻影响。

　　至十六国时期，龟兹乐迎来大规模东传。据《太平御览》载：“龟兹乐自吕光破龟兹得其声。”前秦建元十八年（公元382年），苻坚遣吕光西征。吕光破龟兹，携龟兹乐至凉州，后结合当地音乐发展为西凉乐。北魏时期，龟兹乐已风靡朝野，至北齐时期，龟兹乐更受皇室推崇。《文献通考》载，自文襄帝以来，诸帝皆好胡乐，“然吹笙、弹琵琶、五弦及歌舞之伎”盛行不衰。至后主高纬，“唯赏胡戎乐，耽爱无已”，龟兹乐师曹妙达、安未弱、安马驹，“至有封王开府者”。

　　北周以降，龟兹乐对中原音乐影响进一步加深。龟兹人苏祗婆善弹胡琵琶，将龟兹乐律“五旦七声”理论带入中原。音乐家郑译结合苏祗婆的理论，推演为八十四调。这一理论创新，直接影响了唐代燕乐体系的构建，甚至奠定了中国音乐宫调理论的基础。

　　唐代，龟兹乐的地位更加显赫。《通典》载：“自安乐以后，皆雷大鼓，杂以龟兹乐，声振百里，并立奏之……自长寿乐以下，皆用龟兹乐，舞人皆著靴。”龟兹乐不仅用于宫廷宴乐，更成为彰显大唐国威的重要仪仗。唐玄宗李隆基精通音律，对龟兹乐舞情有独钟，他改编的《霓裳羽衣曲》便大量吸收了龟兹乐的元素。

　　唐代诗人用笔，记录了龟兹乐舞风靡中原的生动盛景。王建《凉州行》中“洛阳家家学胡乐”，元稹《法曲》中：“女为胡妇学胡妆，伎进胡音务胡乐。”反映出龟兹乐舞已深度融入中原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这种源自龟兹风靡长安的舞蹈，成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。诗人笔下，龟兹不再是遥远的地方，而是与长安、洛阳的市井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存在。

　　从宫廷到市井，从长安到洛阳，龟兹乐舞以热烈的舞姿、激越的鼓点，点燃了大唐的文化激情。

　　千年回响——从龟兹到库车的文脉传承

　　龟兹的生命力，不仅在于它曾经的辉煌，更在于它延续千年的文脉。9世纪中叶，回鹘人西迁至此，龟兹虽然改名易姓，但其文化基因从未断绝。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《天宫伎乐图》，或持璎珞，或持花盘，或奏乐器，男女对舞，姿态各异。这种“双人对舞”的形式，从汉唐延续至清代，从龟兹传至中原，从石窟壁画走入宫廷宴乐。

　　时隔千年，我们虽无法得见古代龟兹乐舞的原貌，却能从当下新疆的“赛乃姆”中，窥见那延续千年的舞姿。

　　从汉代绛宾“乐汉衣服制度”的认同，到鸠摩罗什东行译经的文化传播；从龟兹乐舞融入大唐的辉煌历程，到库车城中延续千年的“赛乃姆”舞姿——龟兹千年，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图景。这颗丝路明珠，如同石榴籽一般，用饱满的籽粒融入中华文化血脉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符号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）